书画名家尹瘦石先生，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忠厚长者。他比我年长22岁，却开口呼“老包”、题款称“吾兄”，使我这个小字辈听了、见了无地自容。
我与尹瘦石先生相识于1986年。那一年我在新闻媒体上挑起了一场关于开放国内文物市场的大讨论。讨论的阵地主要在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及我供职的《文艺报》。导火线就是那篇发在《文艺报》上的拙作——《新琉璃厂面面观》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报刊文摘还全文播放了这篇文章。此文播放后，京城文化人反响较大，可是《文艺报》的重头戏是在文学，我的顶头上司不让我把精力和版面过多地放在文物市场上。于是我决定以文责自负的个人署名而不以“本报记者”的名义写文章。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《开放国内文物市场之我见》，寄给了人民日报（海外版）的一位老编辑，他很快将此文放在二版（理论版）的显要位置发表，由此引发了文物界的一场大讨论。为了争取后援和听取反应，我来到了当年住在《人民日报》宿舍的尹瘦石（尹夫人是人民日报的医务人员，夫随妇住，住进了民字楼宿舍），见面自报家门，他听到我的名字后，第一句话就是“噢，你就是包立民哇，你的关于开放国内文物市场的文章拜读了，我支持！”如此坦率，如此直接了当，在我访问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中（当时他是北京画院副院长）并不多见。从此开始了我们频繁的往来。尤其是他搬到西坝河小区后，与我的住家近了，只有一桥之隔（三元桥），傍晚散步，溜溜达达就可走到他家，品茶、聊天，赶巧了尹夫人留饭，他就从酒柜里取出茅台、五粮液与我对饮几盅。
尹先生擅长绘画，以画马名世，与韦江凡、刘勃舒并称徐（悲鸿）氏三传人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了他们三人师承的特点，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韦江凡得其肉，刘勃舒得其骨，尹瘦石得其腾跃之姿。”尹先生看到了这篇文章，一次他笑着对我说：“看来你对我画马的评价不高啊！”平心而论，我对他的马没有跳出徐氏藩篱，的确不敢妄赞，可是作为一位已享盛名的书画家，居然不以为忤，能有此雅量，令我十分敬重。他升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后，我非但没有远离，相反总是坦诚直言，对文艺界的种种怪现状发表意见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也许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我敬重尹瘦石的人品，也欣赏他的书品，书如其人，用在他的身上是最确切不过了。说句实话，尹先生的青少年时代，家境清贫，又赶上兵荒马乱，14岁进江苏省立宜兴陶瓷职业学校，学习制陶，三年后毕业，任县立小学教师，17岁就参加了工作，从学历上看，确实不太高。可是八年抗战流亡桂林、重庆期间，他结识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诗词家、作家、艺术家，诸如柳亚子、茅盾、丰子恺、欧阳予倩，并终日与他们为伍，谈诗说文作画，他正值青春年华，又勤奋好学。当年他曾为集居在文化城——桂林的一大批文化人造像，《柳亚子造像》、《沈钧儒像》都成了历史的见证。应该说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十分珍贵难得，使他补上了文科大学课——比任何名牌大学还要名牌的大学课，朝夕相处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地在他身上种上了文化人的底蕴。这种底蕴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凡与尹先生交谈过的人，都可从他身上感受到这股浓郁的文化人气息；凡与尹先生交往深的友人又可体会到他较强的文化人品格。这种文化人的气息和品格，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他的书法作品。因此，读尹瘦石的书法作品，有一股书卷气扑面而来。的确用得上“观其书可见其为人矣”这句老话了。
我先后请尹先生写过两副对子，联句都是我集的。第一副对子用的是武进乡先贤大诗人黄仲则的诗句：
十有八九皆白眼，
百无一用是书生。
这两句诗出自《两当轩集》，写的是孤傲清高，不与人同，不招人爱的穷书生，这个穷书生是谁呢？是两当轩主人黄仲则，又不全是黄仲则。凡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深爱黄仲则的同病相怜者，均可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不知尹先生是否也看到了中青年时代自己的影子，反正他高兴地写了这副对子。我与黄仲则是小同乡，亦属武进，故当尊称他为乡先贤；尹先生原籍宜兴（古称阳羡），曾属常州市（古称陵）管辖（现属无锡市），与武进是大同乡，因此之故，他题款称我为乡兄（岂不折煞小生）。
第二副对子是我集宋代西诗体开派大诗人梅尧臣与其妻的一段对白：
吾之修史犹猢狲入布袋矣！
君于仕途若鲇鱼上竹竿邪？
关于梅尧臣（字俞圣），欧阳修在《古文观止卷十·梅俞圣诗集序》中有一段记述：“予友梅俞圣，少以荫补为吏，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。困于州县，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，犹从辟书，为人之佐，郁其所蓄，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（安徽宜城），幼习于诗。自为童子，出语已惊其长老。既长，学乎六经仁义之说。其为文章，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，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俞圣。俞圣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乐于诗而发之，故其平生所作，於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，二百年无此作矣。虽知之深，亦果不荐也。”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梅尧臣是一位杰出的诗人，他领革新北宋诗歌的一代风骚，反对绮丽靡习，力主古淡清新的诗风，反对虚假的歌功颂德，主张真实描绘民间疾苦。南宋爱国大诗人陆游称颂他的诗已超过了元禾真白居易，“突过元和作，巍然独主盟”（《剑南诗稿》卷五十四），还推崇他是李白、杜甫之后的大诗人：“李杜不复作，梅公真壮哉！”（《剑南诗稿》卷六十）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，为什么连进士也考不上，要靠祖荫才封得一官半职——建德县令之类的七品芝麻官？为什么谁都认为他有才学，却没有人（包括欧阳修在内）举荐？要说当时欧阳修地位也不低了，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，又是北宋文坛的泰斗，用苏辙《贺欧阳副枢启》的话来说是：“位在枢府，才为人师，兼古人之所未全，尽天力之所难致，夫复如何？”如此高位的欧阳修，对如此深知的老友都不举荐，还有谁来力荐？
当然欧阳修也不是没有想荐梅尧臣的念头，“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，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，荐之清庙，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，岂不伟欤”，诗序中的这段话就是欧阳修曾经设想举荐老友的理由和证据。不过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认为理由很简单，怎么可能让一个写惯风（讽刺作品）的诗人去改写雅颂（歌功颂德的作品）呢？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说是，怎么可能让一个“缺德”派（惯写讽刺诗）的诗人去改写“歌德”诗篇呢？退一步来说，梅尧臣果真当上了朝廷命官，当上了歌德派诗人，那末梅尧臣还可能是原来的梅尧臣吗？世上岂不是要少了一个天才诗人而多了一个政客歌手吗？
要说欧阳修一点也没有荐用梅尧臣，也不符事实。当他受命与宋祁一起编纂《新唐书》时，马上想起这位文风简古纯粹的老友梅尧臣，并请他出山。可是梅尧臣似乎不领这位老友的情，回家对老伴发了一通牢骚。传说这副对话式的奇联，就是他与老伴合作的产物。
我说这是奇联，奇就奇在联文采用对话的形式，对得如此自然贴切，天衣无缝；奇就奇在比喻奇特、巧妙，巧夺天工，用“猢狲入布袋”来比喻请诗人编史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；再以“鲇鱼上竹竿”来形容多穷而少达的诗人于仕途无缘无望；奇就奇在用虚词对虚词，一感叹一设问，一正一反勾勒出梅尧臣此时此地的神态和心态。较之黄仲则的前联，此联似乎也更符合我的境遇和个性。尹先生也许看出了这一点，因此在书写时，更为潇洒自如，一气呵成。观之者无不叹曰，这是尹老书作中的上品！
 |
